盖因此前川蜀贼寇猖獗之际，潘佑被剑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来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乱，祸起潘佑，千般罪责，悉归咎于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没法自证清白，何况王小波在举事之初，还打着为潘佑复仇的旗号，蜀中小民的反应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时，刘旸虽然对于此事洞若观火，对于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讦也感到愤慨，但为了顾全“大局”，抑或是为了麻痹那些人，选择了漠视。
如今也就导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终，死后还招致猛烈的攻讦，极其不公的对待，被打为奸贼乱臣，声名尽毁。甚至于连累到后人，他那远嫁他乡的女儿，都被夫家一封休书赶出家门，流落江湖
潘佑这个直臣，孤臣，对他刘旸也未必完全认同，但心中实则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对其遭遇，也始终心里有数，只不过因为政治上的意图，一直没有多作话，哪怕蜀乱平定之后，也一直按而不发。
直至真正的乱臣贼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开始了。刘旸让内阁学士王旦给潘佑写了一份神道碑文，记叙其忠贞与功劳，不只是恢复名誉，还给了极高的身后待遇，谥号文烈，配享太庙。
同时，刘旸又下令在成都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纪念。还命人将潘佑之女找到，赏赐五百亩田宅，并给她重新找了个良家成亲，关怀备至。
虽然潘佑从来没有把自己划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头的南方官僚尤其是东南官僚，却始终将其视为东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之一。
当初朝廷内部对于潘佑的攻讦诿罪，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打压东南官场的意图，毕竟经济、文化大发展转化成的实力，也难免让在朝廷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北方权贵、官僚、士人感到威胁。
因此，当皇帝为潘佑平反的决议传出后，京畿之内最开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于其他权贵、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对潘佑可没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员牵头给潘佑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内阁大学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东南士林活化石级领袖徐铉贡献自己的府邸作为追悼场所，并以七十九的高龄亲自主持，致悼词，闻讯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皇帝刘旸圣躬亲至，给潘佑上香，并发表一番动情的讲话，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潘佑做了一个盖棺定论。
对于潘佑身后的优渥待遇，朝廷内部不是没有异议，相反，甚至可以说是怪话连篇。还是因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从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这样天地倒转般的变化，即便死者已矣，仍旧让人难以接受。
就一个问题，潘佑凭什么，为大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个？
显然，刘旸如此做法，是蕴含着特殊政治意图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称号，潘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也最招人愤恨、厌恶的地方，只有一个：改革干将。
无他，这个人是真抓实干，一点余地都不讲，一点也不怕得罪人。太过纯粹不能党同的人，就别想从旁人嘴里听到什么好话。
而刘旸把潘佑这个“榜样”树起来，也是为了平息蜀乱之后的朝廷内部又一争论，统归地税的改革还要不要继续。
川蜀之乱，带给大汉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虽然历史上有无数的记载，匹夫小民爆发出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威力与破坏力，但是，不亲身经历一番，是永远不会有痛彻醒悟的。
从叛军大部被消灭后开始，自洛阳到成都，统治阶级都在反思，反思动乱之根源，虽然许多人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一种粗浅的表象上，但还是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土地问题，税制问题，贫富问题，监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运转机制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会都做不到，何况人治社会。
然而，作为帝国的统治阶级，掌握着整个社会绝对的话语权与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却还是需要有一定觉悟，一丝底线的。
而蜀中那些权贵，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无视小民之声，最终酿成剧变。
川蜀之乱，给西南的人口、经济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然而若透过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从长远来看，似乎也不是没有任何好处。
至少，那难沸腾的民怨释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几十年的顽固积弊端，经过这么一番冲击，也跨倒了，为朝廷善后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与契机。
曾经肆无忌惮的勋贵、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来青面獠牙，至少要学着装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义举。
旁户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鱼肉的草芥，无节制的剥削行为开始得到控制，统治阶级学会反思，不敢再完全无视下民的声音
当然了，以统治阶级的尿性，这样的思考与悔悟，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
至少，从雍熙二年起，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蜀中的社会矛盾会处在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大汉帝国统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无法做到的。
而朝廷这边，开始把蜀乱的教训，印证着放到其余道府州县的纠谈匡正上。
但同样的，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饶地，把蜀乱的根本，归咎于“税改”上来，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改革，循旧制，蜀乱就不会发生。
而新税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与矛盾，已经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乱殷鉴在前，不可不慎
持这番论调者，他们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刘旸心知肚明，因此，给潘佑这个税改名臣一个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态。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问题啊什么，刘旸从雍熙元年秋冬就开始着手解决了，他执拗地认为，税改之弊，在于执行不力，在于监管不严。
他选择通过治吏、明法、济民来调节，在证明这一套失败前，他改革之心依旧坚定。
当然，刘旸也是没办法，比起可预想的税改失败造成的混乱，他宁肯咬咬牙坚持着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治国亦如治病，药也不能乱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诏，以开封府尹李沆为剑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书致仕的老臣刘廷翰被再度启用为剑南道都指挥使。同时召还招讨使杨延昭与护圣军，奉国军万余人仍驻成都，遣还关内、山南、湖广、京西诸道兵马，各有赏赐，由此，川蜀善后诸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南军政最核心的只有三个职位，布政使、都指挥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换了个遍。
徐士廉这个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后期之赵普，开宝前期之张雍的意思，这个二十多年前斗胆登闻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着又一桩宦海沉浮、际遇无常的戏码。
不得不说，过去几十年，朝廷虽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还是一点没亏待的。前有向训、赵匡胤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赵普、张雍这等贯穿整个开宝时代，在开宝政治活动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备重要历史地位的名臣。
他们都与川蜀、西南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如今，随着李沆与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历史政治舞台，似乎新的轮回又开始转动了
李沆与徐士廉一样，都还不满五十岁，但都曾为今上近臣，而与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际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顺得多，与徐士廉相比，就是纯纯人生赢家。
状元出身，两代皇帝看重，贤名远播，在朝卓尔不群，外放从郑州知州始，一路升迁至于京畿副使，开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迁的大槛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过硬的品干，否则，以世祖与今上之用人，轮不到李沆爬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壮年派”，又同为天子旧人，把他们放在剑南，也足表皇帝与朝廷对川蜀的重视之意。
至于刘廷翰任剑南都指挥使，还另兼西南五道巡检使，则是刘旸需要在军事上有一个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别的不提，刘廷翰资历威望是绰绰有余的，毕竟是担任过枢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汉军界，参与过乾祐北伐并立有赫赫战功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就连刘廷翰也是白发苍苍，愿意重新出来做事，都是皇帝诚心邀请的结果。
而年近七旬的刘廷翰，还害怕他会对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吗？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够让刘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挥使上官正，则以本职致仕，这还是念他在蜀乱之中平叛颇为卖力的情况下，否则，以他和王氏家族间紧密的交往关系，洛阳南市口那三百多颗人头中未必没有他
当然，对于西南军政的调整远不止这三人三职，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刘旸，是决心要对西南进行一番大整治，大乱之后的恢复期，也实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操作环境。
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南军政的调整，折射到洛阳，呈现的则是朝堂上一场重大人事变革。
比如温国公向德明，以坚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琼成为新的兵部尚书，高琼则调任西北五道巡检使，检查西北边防情况。
向德明调任的背后，实则还另有隐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将之上调中枢是不利于剑南善后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剑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约束，尤其是严重干涉军事。
当然了，由于治世环境下地方主官具备的强大权威，各地一把手对于所在军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间的作为，还是过分触发条制，这在世祖皇帝时期可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即便事急从权，但事后真要追究起来，定个逾制乱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当然刘旸不是那种不体谅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剑南局势逐渐趋稳，立刻启动了人事调整，兵部尚书以及物质赏赐足以慰劳其功，同时一个“救急使君”成为向德明剑南之任的评价似乎也恰到好处了。另外，朝廷在蜀乱平定的议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为平定蜀乱的军事统帅杨延昭还朝之后，级别上升了一级，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嗯，前边提过，这实际上已是个虚职，掌权的是都虞侯。
这种明升暗贬的做法，或许有伤功臣之心，因此刘旸又给了大量钱财赏赐。也是杨延昭过于年轻，如今也才四十出头，刘旸也不可能弃用这个知根知底的将帅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卫副帅的位置上待两年，沉淀一番，自可承担更重的职权与责任。
接替杨延昭担任侍卫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挥使郭仪，至此，杨延昭、李继隆、郭仪这三个世祖皇帝钦点的“三英”，正式开始成为大汉军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杨业则顺势退居二线，挂着太师头衔，在府中含饴弄孙，今后人们就得称之为“杨太师”了。
而接替杨业的人，刘旸则选择让尚书右丞韩徽担任，允文允武，资历深厚的韩“橐相”，有足够的手腕与资历，同时，也是对赵匡义的一种制衡。在不断完善监察体制，加强法制、都察系统权威的背景下，刘旸也不可能放一人独掌大权。
与此同时，刘旸终于将张齐贤调任尚书右丞，同时兼任财政使，进一步加强朝堂上“帝党”的实权。
至于前财政使张雍，则栖栖遑遑地以本职致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乡归养，没两年，便郁郁而终。
作为开宝功臣中的一员，张雍落得这样的结局，固然凄凉，然而这也不是毫无征兆的。川蜀发生那么严重的祸乱，给官府和民间都造成了空前严重损失，必须得有人担责。
西南那边，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这边，也必须有一个足份量的人，数来数去，只有张雍了！也不需觉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确有不少是张雍亲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斩了。
至此，大汉朝堂的权力格局又发生巨大变化，中书令刘暧、尚书令吕端、尚书左丞赵匡义、尚书右丞兼财政使张齐贤、枢密使曹彬、都察使韩徽、吏部尚书慕容德丰、兵部尚书向德明，当然，还有游离于权力中心的赵王刘昉这个参知政事，由这些人，共同构建了大汉上层的权力中枢。
而与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则是，皇帝刘旸的权威更加巩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彻底掌握属于皇帝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调整后不久，皇帝刘旸再下诏令，让全国各道州自查“二仓”仓储及税库情况，同时吏部、财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干员赶赴各地协查。这一道政令，再度让大汉官场风声鹤唳，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这一关也不那么好过。
还是在筹集平叛以及后续援蜀物资的过程中，朝廷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无法按照朝廷调度需求来。问题嘛，当然出现地方对钱、粮两项的挪用亏空，乃至盗取上。
于是借着这个机会，刘旸当然要开启中枢对地方财政大权监管的改革，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弹，尤其重要。
同样的，这个活仍旧不好干，地方财政挪用亏空是很寻常的事情，如何解决，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凭空让地方变出钱粮把亏空补上，那当然不现实，因此，加强制度监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查一查旧账，追一追那些蠹虫的罪。
原本有人提议，给定期限，让各地官府自填亏空，逾期不满者，依法论处。这倒是简单粗暴，但刘旸几乎不假思索地否决了，经他判断，这简直是给各地官员又一项盘剥地方的名义，尝歪那是必然的，大汉的百姓可是在折腾不起了。
原本在开宝末期，朝廷财政是平衡之中带有一定亏空，等到蜀乱之后，从平乱到善后，加上固有的一系列大笔支出，大汉朝廷新一轮的财政拮据又到来了。
对此，刘旸选择了“保守治疗”，一方面从宫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压缩开支，一方面则加大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再一方面则加大外部资源的获取了。
为此，刘旸甚至和南洋的诸侯国们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乱之中被俘的乱民，足有近三十万，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杀也不可能，白养着又费钱粮，因此只能暂贬于刑徒营服劳役。
而作为雍熙仁政之一，刘旸对刑徒营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于是对外输出再度成为了一个综合考量之下的选择。
但是，要把三十万人输送到海外诸封国，那成本也太过高昂，便是国内可以采用“流徙”的方式，海上总需船只。
于是，南洋封国王们“爽快”地表示，他们能承担，用真金白银，香料玛瑙来换。当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银照收，至于其他，则用南洋驻军的军费来抵偿。
就这么，一场对内外都有利的交易达成了，于朝廷而言，输血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去掉的麻烦，省掉的钱粮，就是赚的。
这似乎也开启了大汉时代加速对外输出的浪潮，毕竟，甭管你在帝国内部是罪臣还是叛贼，到了封国，都是人才，都是最宝贵的资源。
为此，刘旻、刘晔、刘文渊几人，也向朝廷提出请求，最终，一番慎重考量后，给安西方向五万人，刘文渊一万，同样，移民成本自己承担。
甚至于，刘旸还专门给赵王刘昉的北庭国也送去了一万多人，主动的，对于这个最特殊的弟弟，刘旸总是给予了一些特殊的关怀。而北庭国那里，目前正由刘昉长子刘文共经营着。
精打细算，如履薄冰，也渐渐成为刘旸在整个雍熙时代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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