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率先展开的经文研究，还是对于科举的学宫内大比尝试，都可以说是船小好掉头的典型。
斐潜想要展开对于当下这个阶段新的理论的阐述和拓展，明显守山学宫会比青龙寺更加的适合一些。毕竟守山学宫会更纯粹一些，青龙寺规模虽然更大，但是也因为规模太大，混杂的人更多，心思什么的也就更加的复杂，难以把握。
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因为周朝的制度已经『崩坏』，导致百家争鸣，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诸侯带盐，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寻在周制之后，国家应该往什么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显，秦国最终赢了。
秦国的胜利，也导致了在春秋战国之时的『百家争鸣』，最终变成了『一鸣』，华夏中央集权大一统制度，成为被验证通过，并且强有力的国家制度。
随后的汉唐就贯彻了这条国家制度路线，直至唐代之时，扩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唐朝的骑兵，注意，是在巅峰时期，几乎是横扫大漠，震慑边疆，屠外国灭番邦，便是须臾之间，但很明显因为技术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权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军政府负责制，而尾大不掉的节度府，也使得从唐中后期一直绵延到了宋明，文官挟制打压武将就成为确保皇权稳固的唯一手段，最终导致明末原本应该抵御外敌的免疫系统，彻底成为了细菌入侵的温床。
同样，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春秋战国开始，涉及国家制度的研讨人数，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缩减的，百家争鸣盛况不再。其主要原因依旧是大一统之后，儒家成为了核心学派，而儒家对于其他学派的压制力，也同样展现在了学术之中。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和学阀制度之下，华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开国之后稳固百年，可也因为其制度是仅仅代表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罔顾了基层民众的需求，最终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灭。
当然，抛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单纯谈空中楼阁明显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样的，如果完全不顾基层百姓的死活，只想着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调整和改革，利益的腾挪，清末的制宪闹剧就是最好的榜样。
华夏不是没有聪明人。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他绝对是诸子百家当中的领头羊人物，那个仿佛被老天爷砸了一下的天坑脑门上，绝对闪耀着常人难以匹敌的智慧之光。
可是过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这一点么？
显然不是。
可问题是除了『天授君权』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关，绝对不可能承认贱民才是国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强调精英才是国家的未来……
而想要打破这个镣铐，正面争执显然是不行的。
只能是潜移默化，温水煮蛙。
『夫生财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国未有以人口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斐潜缓缓的说道。
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那什么的生育。
婴幼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再没有比添丁增口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国用者，必计乎人口之众寡。盖人之所从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给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轻其末，务其大而不责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国之用自丰矣。』
『今之不然，士农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离转徙，而生人日少，则国用不足矣。』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以财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财。国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则民生有常。制不宜，则如孔子所喟然，猛于虎也。』
『夫国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须审时度势，因俗施宜。故古之圣王，所以能兴国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后可以长久矣。』
『吾以为，治国之道，莫大于养民。』、
『民者，士农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稳固，八荒靖平。』
『故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罢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诸位以为然否？』
斐潜点了点头，又补充说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论定高下，无关贵贱职权，诸位可畅所欲言，绝不以言论罪之。』
关于人口的议论，其实各个朝代都有。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
种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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