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部队有了新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五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一斤支援灾区，因此只剩21斤了。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对家庭开支几乎没什么概念，对钱财也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代领，再交给田雨。他自己很少花钱，这并不是他节俭，而是他除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了。
田雨可作难了，她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健已经八岁了，小儿子李康才两岁，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十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城镇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平常年景无所谓，可这大饥饿的年景就难坏了田雨。张妈没有儿女，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她也难办，全家人就这点儿口粮标准。田雨急得没办法，只好和李云龙商量，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特殊照顾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带就能过去了。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都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
田雨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就忍心赶她走？再说，这会儿请人家走，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
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家的人嘛，当然不能赶人家走，有饭全家吃，没饭全家一起饿着，情况总不能老这么糟，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田雨说：“可眼前就有点儿过不下去了。”
李云龙愣了，他没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顿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只能再勒勒裤带吧。”
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喝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后来又渐渐凹进去，肋骨也一条条突显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眼里冒金星，浑身流虚汗。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不行啦，岁数不饶人呀。”一句话说得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是饿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出现裂痕，但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都顾不上了。特别是从这件事上，她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她吃得比丈夫还少，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但她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田雨的心里像刀割般难受，她主动搬进丈夫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
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
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捷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捷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捷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
本来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没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军衔宣布逮捕。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的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点儿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
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酩酊大醉，他吼道：“丁伟呀，好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是，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吓得郑秘书赶快关上门窗。
田雨这天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今天分白菜，她和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进院子后，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雨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和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
她正忙着，门铃响了，田雨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
“你是田雨吗？”陌生人问。
“是的，你是谁？找我有事吗？”田雨狐疑地问。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
田雨把陌生人带进客厅说：“这里没有别人，你可以讲了。”
“我从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来，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K，我是个刑事犯，1954年因盗窃罪被判三年徒刑，刑满后就在兴凯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墨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田雨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我父亲现在好吗？快说说。”
老K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令尊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田雨像遭到雷击般僵在那里，她霎时大脑一片空白，她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恍惚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托着一个灵魂朝她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吾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时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雨有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微风托着一个灵魂离去了……
田雨惊异地发现，自己竟没有了眼泪，她静静地注视着老K，轻声说：“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老K说：“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每次都是哭得惊天动地，我得耐心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竟当场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有户口，没有钱和口粮配给，但我有手艺，会偷，走遍全国我也饿不死，但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了？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算啦，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儿手艺，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儿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
田雨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
“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啦，你真是菩萨，我老K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
“我19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儿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是有了三十多块钱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了。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拨一拨地到了。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的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可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啦，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儿都不如。这还不算，数他妈的右派队事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信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摄氏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直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咱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在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还吃它干什么？可这嘴就是不听话，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儿快把我的魂勾走了。我当时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走我一条腿也值啦，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一条饿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儿把我噎死。就这点儿食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你大概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等我缓过劲儿来，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啦。救命之恩呀，不表示一下咱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连理也不理我转头走了，当时，嗨……”
“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我老K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呀，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得流油，好的人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和田先生过不去，咱老K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的，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拍他马屁的他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
“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尊重。人呀，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呀。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被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呀，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呀，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算了，不说这些，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拿你当回事。”
“照理说，灾年来了连他妈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什么小报告？不行，还得接着折腾，批判批判这个，汇报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呀，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要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了。你再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和脑力都在消耗，你要不先死倒奇怪了。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十几个。埋都埋不过来，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钉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最后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要紧呀，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想活命不在乎你表现怎么样，表现再好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体力，连脑子都别动，比方说，大伙儿一起掀冻土块，你应该嗓门大点儿而手上一点儿劲儿别使，说白了就是靠偷奸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老K也玩儿完了。咱刑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是人渣子啦，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昏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儿就行，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只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都当了还怕骂吗？要脸干什么？”
“当然，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也真不惜力，你让他躺倒装死狗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干扶钎的活，都怕抡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钎。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没人愿抡锤了，那种活体力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就偷偷跟田先生说：‘别犯傻，别人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钎，抡锤的也累呀，现在也该换换了。’唉，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现在是多少？那是一码子事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咱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啦，我偷偷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有啥事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啦，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K，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什么要办的事，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啦，别糟蹋了东西。’我当时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操，这叫他妈的什么事？这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到。”
“田先生摇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叫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开口了。我估计得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的，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发现时人都硬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后被野兽刨出来，可地上的冻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挖不动啦。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要真那样我还算人吗？老先生穿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净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田先生，好人呀，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撬了，弄了些吃的，连夜逃了出来，其实这叫逃跑吗？咱早就刑满了，啥时候改无期徒刑啦？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
老K眼巴巴地看着田雨，希望田雨能兑现刚才的诺言。田雨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老K。老K吃了一惊，连声说：“说好了给10斤，你怎么给这么多？自己不过啦？不行，不行，我只要十斤就够啦……”
田雨怔怔地看着老K，突然“扑通”一声给老K跪下，慌得老K连忙去扶，田雨执意不肯站起来，她脸色惨白，定定地望着老K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你了，谢谢你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你把他埋葬，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谢谢……”她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她似乎丧失了思维，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K都吓坏了。
老K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望望四周动静，对田雨一抱拳说：“后会有期。”说完蹿出门外不见了。
田雨似乎没发现老K的离去，她突然发出一声凄楚的惨叫：“爸爸，妈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求你们了……”她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
刚刚蹿出门的老K突然撞在一个人的身上，老K定眼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这人穿着黄呢子军装，肩上佩着少将军衔，我的妈，老K还没这么面对面地见过将军，他吓得腿都软了……
李云龙刚才醒过酒来，想回家躺一会儿，没进客厅就听到了老K的叙述，他听了一会儿，听得他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竟像座雕塑一样凝固在那里……他看了老K一眼，只简短地说了句：“请跟我来。”然后径直走进客厅，从柜子里拿出十斤粮票又胡乱抓了一把钱，连看也不看地塞在老K手里，挥挥手示意老K离去，然后，他头也不回地上楼进到卧室里躺下了。老K僵在那里，半天没缓过劲儿来。李云龙躺在床上，他觉得头疼得似乎要裂开，丁伟被捕的事本来已使他的心情极为恶劣，再加上刚才他听到岳父的噩耗使他震惊不已，他觉得浑身火烧火燎的，胸中的闷气似乎凝固成硬块，死死地堵在那里，使他喘不上气来，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在怦怦地跳动。正难受着，郑秘书进来，轻轻对他说了几句话，李云龙顿时从床上蹦了起来……
原来他儿子李健又惹事了。李健已经八岁了，正上小学二年级，他上午放学回家，见妈妈和张妈正在洗烂菜叶子，心里就有了点儿主意。他知道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于是也想出去转转，看看能否再捡些菜叶子回来。结果出去转了半天，没捡着菜叶子，倒是从一辆拉白菜的三轮车上抱来一整棵白菜。但这小家伙运气不佳，没走两步就被人捉住，这年月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只有对能吃的东西异常敏感，一棵白菜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比磨盘还重，这还了得？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时，简直如五雷轰顶，感到奇耻大辱，心说这军长是没法儿干了，自己儿子做出这种丢脸的事，他还有什么脸在军部大院当1号？他火冒三丈地赶回家，一把拎起儿子三下两下绑在板凳上，扒下裤子抡开牛皮武装带就没命地抽起来。因为在气头上，他下手太重了，抽得李健连连惨叫，吓得张妈跪在地上替李健求情。李云龙听也不听，只顾狠命地抽，嘴里说要抽死这个孽种，只当没生他，抽死他老子去偿命，这么小就学会偷了，长大了还不知会干什么坏事，老子现在就为民除害了。
田雨听到父亲的噩耗，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她哭了个昏天黑地后就在卧室里昏昏睡去了，儿子的哭叫声把她惊醒。当她冲下楼时，李云龙还没有歇手的意思。田雨顾不上和他吵，就一下伏在儿子身上，李云龙一时收不住手，有一皮带抽在田雨背上，他恨恨地扔掉皮带，余怒未消地训斥着妻子：“你看看你儿子，全是你惯的！”他有个习惯，要是儿子有了什么露脸的事，比如考试得了第一名之类的，他便得意地四处吹嘘：“看看，我儿子硬是考了第一名，是咱老李的种。”要是儿子惹了什么事，他便会对妻子说：“你看看你儿子……”似乎李健又成了田雨一个人的儿子了。
田雨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李云龙，我和你拼了……”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过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没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嘴硬道：“他敢偷东西，我再不管教将来就没法管了……”
田雨抱住儿子泪如泉涌，她愤恨地对李云龙说：“你这不是管教儿子，是想杀了儿子，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父亲，对自己儿子也敢下这种毒手。”她转而又数落儿子，“孩子啊，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就是饿死也不能偷呀，看把你打得……”她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也发现自己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来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
李云龙的家庭已经够乱的了，上天似乎还嫌不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健被打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能保证基本供应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都支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李家？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个很有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去。她换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降临，任凭田雨怎么哀求也不吭声。
李云龙知道此事后，后悔得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闹成这样，都和自己有关，儿子固然应该管教，可那天他一时气晕了，下手太重了，根本没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他有几次看见张妈在偷偷地落泪，李云龙一直没顾上劝劝她。
这次，他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得好好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两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样子她铁了心不想活了。
一时间李云龙急得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子，他说了声：“张妈，全家人都给你跪下啦。”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了。田雨迟疑了一下，也和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前。
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就知道挨饿的滋味呀，赶上灾年，我娘也领我拄着打狗棍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啊，走个十里八里也不准能要上一口，那年我们娘儿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呀，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和你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战场上咱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唉，我那心呀，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老大娘，也想起我娘，我忍不住就想落泪，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她老人家死得太早了，我实在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呀。张妈啊，你到这个家好几年了，全家人早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是拿我当外人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他又对两个儿子说：“儿子呀，你们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
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别说了，首长，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啊，从今以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你们……”田雨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了。
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事情虽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地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里所有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
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三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流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四米多，重量有一百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更何况是在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现场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和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
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李云龙就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是干吗吃的？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都该脱了这身军装转业，部队不养废物！”
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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