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北京厂桥总参大楼的小礼堂里，赵刚正坐在台下接受批判。1965年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撤职逮捕后，赵刚便被算作罗瑞卿黑线上的人，也被停职作检查。本来在总参工作过的将军哪个不是在罗瑞卿领导下，岂能没点儿瓜葛？聪明点儿的人都及时转舵，先划清界限，再揭发一下老上级，就可以过关了。党内斗争历来如此，大家都是久经政治斗争考验，已经见怪不怪了。可赵刚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已经厌倦了，他看到一些同僚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纷纷落井下石，甚至搜肠刮肚地寻找材料来证实前总长的反党行为和自己的政治预见性，他感到深深的悲哀。从本质上说，赵刚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消磨掉他身上的书生气，对是非曲直绝不能含糊。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现实告诉他，从政治上陷害别人，打击异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卑鄙小人的行为在这个党内已经养成风气，这已经违反了他当初投身革命的初衷。难道自己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就是为了进行这种无聊的倾轧？
主持会议的一位领导正恨铁不成钢地训斥着：“赵刚，你也算老资格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转入八路军后就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历史绝对清白，打过仗，流过血，功劳苦劳都有。可你为什么就这么死心眼儿？这么多总参的老同志都作了检讨，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不是都过关了吗？你为什么就这么顽固？罗瑞卿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这样坚持错误，党籍还要不要？职务还要不要？赵刚，你听着，你现在必须表态，不说话是不行的。”
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纽扣脱下军装，然后摘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既然这个党这个军队如此忠奸不分，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了。”赵刚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整个会场竟然沉默了两分钟。
主持会议的那位领导还以为赵刚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在说胡话，他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时务的人。他用手指着赵刚，气得手直哆嗦：“赵刚，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赵刚平静地说：“好，我再说一遍，大家听好，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上讲话，以后恐怕没这种机会了，请同志们给我些时间说几句心里话，可以不可以？”会场上鸦雀无声，坐在台上的那位领导点点头。
赵刚凛然说道：“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时经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的那个党、那支军队现在到哪儿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想想吧，好不容易弄到一口吃的，战友们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多吃一点儿。打仗时，你根本不用担心负伤，因为战友们绝不会扔下你。我赵刚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下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哪儿去了呢？我们的党和军队到底是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志们，大家都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党分子？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保住自己？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1936年至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至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即将近三分之二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授衔的5个元帅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屠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了。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想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是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时，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
赵刚说完便从容地坐下，他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他对身外之物考虑得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同样也在困扰着赵刚。在赵刚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
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口气说：“赵刚，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
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大喊道：“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
“……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
“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
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便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会场里竟鸦雀无声。
当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他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整整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
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趋势。军宣传处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那几个秀才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闹大。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
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没人告诉我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不是个小组吗？怎么架到政治局头上去了？你别管了，有事我兜着就是了。”李云龙也感到头疼，整个前线部队在地方上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也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求战情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一旦被一种政治热情驱动起来，最能表现自己觉悟的行动，莫过于咬破手指写请战书。战争年代里，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使部队一直保持高昂的士气，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些雪片一样的请战书，内容都很空洞，那些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以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示，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他们决心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如何如何。
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已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云云。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火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从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向苏联境内实施猛烈突击，迅速合围歼灭苏军远东部队，另一支装甲部队从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要隘向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实施突击。这位年轻的参谋预见到，这场中苏大决战将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大决战，会战将以歼灭苏军的重兵集团而告终，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便指日可待。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通往西欧的大门敞开了，我军即可挥师南下，扫平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饮马地中海。南线战略，解放金、马、澎湖列岛，在台湾登陆，海军舰队出南海向东南亚出击。东线战略也简单，登陆日本，取得向太平洋进军的前出基地，突袭夏威夷群岛，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后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上。美国的劳苦大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全人类得到解放……
李云龙看着看着，就被气乐了，他找来那个参谋，虚心讨教道：“写得不错，我准备上报中央军委，但有一事不明，你准备用什么跨越台湾海峡和太平洋？用肋板吗？”
那参谋喜形于色，挺胸昂头地说：“报告首长，有木帆船就行，当年我军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时用的都是木帆船，我军装备是差些，但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
李云龙耐着性子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我明白是咋回事了，你是吃饱饭没事撑的，从明天起司令部大楼里的地面由你打扫，一遍不行，要从一楼到四楼扫三遍，你不是撑得慌吗？你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去吗？好！就先从扫地开始。”
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1号，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
李云龙一挥手说：“当然见，让他进来。”
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时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在国民党军队伍中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是什么红五类出身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说是这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得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即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有没用。
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戴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也知道军长为他的事已经尽力了，他不想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能怨谁？他只是心里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儿什么。
梁军望着军长说：“1号，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认啦。1号，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他的眼圈红了。
李云龙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地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有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是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但现在，他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蓦然闪过脑际：娘的，什么是特种兵？一条小小的政审规定就难倒了特种兵？那还叫什么特种兵？
李云龙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军说：“照理说，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唉，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就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社会，谁能管得了你呢？公安局的警察恐怕不行，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还得军队来管。这样吧，你的转业手续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了单位接收你，再回来办手续。记住，到了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哟。”
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1号，梁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
李云龙微微一笑，眨眨眼睛说：“我好像没说什么呀？好吧，准备出发，军队不养老，早晚都得走，不定哪天，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
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青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雨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雨突然落下泪来，她擦着眼泪自语道：“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为什么连个信也没有？”
遥远的天幕中，浩瀚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逝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心里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地方，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他的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也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参加批斗的人们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很少见，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谁知一顿拳打脚踢后，赵刚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来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后才颓然倒下。
冯楠用温水浸湿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这点儿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嘛。”
冯楠轻轻靠在丈夫身上说：“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生死交情。”
“战争是最好的黏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19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吗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刚到独立团时，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儿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
“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冯楠说道。
“是呀，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非常佩服，把他当成了我的老师。”
冯楠依偎着赵刚道：“我看，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制人呀……”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
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圣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她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25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予我的。”
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
“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受不了。从19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拒绝人性，没有爱与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在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时的我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有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得对吗？”“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是在不断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身子，不料碰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
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了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将他带回了当年的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系就像在一刹那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高亢苍凉的信天游调子：
羊肚肚手巾哟，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拉话话难。
看不见那山上哟，
看不见人，
我泪个蛋蛋抛在那沙篙篙里。
…………
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肚手巾在点点跳跃，绥德的精壮后生，米脂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着：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地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
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辚辚，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生足矣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亡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
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说道：“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
冯楠此时已泪飞如雨，她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
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你想跑都跑不掉。”
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真的？你可要说话算数，让我放心。”她轻轻扶起赵刚说，“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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